费奥多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陀思妥耶夫斯基

费奥多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陀思妥耶夫斯基
（1821—1881）

1877年12月，学校教师、费奥多罗夫的弟子 N. P. 彼得森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去了一篇未署名的导师思想概述，没有透露导师姓名。1878年3月24日的回信，开篇便追问这位思想家是谁： “他太让我感兴趣了。”紧接着又说： “本质上，我完全赞同这些思想。读起来仿佛就是我自己的想法。”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得知他的名字：费奥多罗夫反对在出版物中提及自己，作者身份直到他1903年去世后才揭晓。两人未曾谋面。

同一封信中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：祖先复活，是一种寓意，是后人对过去更清楚的认识，还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？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表明自己的立场：“我们这里，至少我和索洛维约夫， 相信真实的、字面意义上的、个体自身的复活，也相信它将在地上实现。”同一天，他未透露作者姓名，把彼得森的概述读给了当时正在讲授《神人类讲座》的弗拉基米尔·索洛维约夫，二人谈了两个小时。

费奥多罗夫口授、彼得森笔录的回复，远远超出了一封信的篇幅，成为《关于手足情谊或亲缘关系的问题……》的开端。这是费奥多罗夫的主要著作，后来被置于《共同事业哲学》之首。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问题，促使费奥多罗夫首次以连贯的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复活学说。

永生与复活，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作品的主题。早在1876年的《作家日记》中，他就把人的灵魂不朽这一观念称为地上唯一的至高理念。研究者还把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的构思与费奥多罗夫的思想联系起来：小说同样于1878年开始创作，而子辈身份、手足情谊、弑父与复活等主题，贯穿草稿和定稿。但必须说明：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在任何地方提及费奥多罗夫的名字，这一联系仍是研究者的重构，而非有文献确证的事实。

二者也并非完全一致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，复活是应许的实现；在费奥多罗夫那里，则是科学与人类自身劳动的事业。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将这套学说最重要的内容，界定为生者对死者的责任：复活是一项义务，而非等待。在这里，人并非关于世界的构想的被动见证者，而是积极参与者。1880年的《普希金演说》将这一思想展开为一种使命：成为“全人类的人”，走向世界性的兄弟团结。由此，可以直接通向宇宙主义的一项核心主张：人是自然的调控者，也是宇宙的改造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