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·托尔斯泰

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·托尔斯泰
（1828—1910）

托尔斯泰与费奥多罗夫有过私人交往：他们于19世纪70年代末在鲁缅采夫博物馆相识，当时费奥多罗夫在那里担任图书管理员，1881年秋起交往渐深。经费奥多罗夫提议，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手稿交由博物馆保存。谈及费奥多罗夫时，他表现出自己少有的敬意： “能与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我感到自豪。”

但这份敬意是对人，而非对学说，托尔斯泰也直言不讳。1881年11月，他在致 V. I. 阿列克谢耶夫的信中，谈到费奥多罗夫的全体复活计划时说：“我不赞同，也从未赞同他的观点， 但我对这些观点的理解，使我自觉有能力在任何其他信仰面前为它们辩护，只要那种信仰具有外在目标。”在同一封信中，他称费奥多罗夫本人是生活上最纯洁的基督徒：一贫如洗，奉献一切，永远快乐而温和。

托尔斯泰主义

托尔斯泰不仅是作家，还创立了一套宗教道德学说，源于他自己对《福音书》的解读。主要主张包括：

——不以暴力抗恶。这一核心原则依据《登山宝训》的话语（《马太福音》5:39）：不能以恶报恶，以暴力回应暴力，只会使暴力延续。

——返朴。放弃奢华、等级特权和知识上的傲慢，选择接近农民生活的朴素劳动生活。对一位伯爵和大地主而言，这意味着放弃自身地位：1891年，托尔斯泰公开放弃1881年以后所有作品的著作权；1892年，他将财产分给妻子和子女。

——批判国家与官方教会。托尔斯泰认为，国家是暴力机器，包括军队、法庭和警察；官方教会则是歪曲基督教义的机构。1901年2月，至圣宗教会议公布了关于列夫·托尔斯泰伯爵的决议，确认他已经脱离教会。虽然通常将这一举措称为开除教籍，但文件中并未出现“开除教籍”或“绝罚”字样。

与费奥多罗夫的分歧

对托尔斯泰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道德上的转化，是人在生前、在此时此地实现精神上的“复活”：放弃利己主义、财产和权力，服务上帝与人。在这套体系中，死亡并不是一个需要借助外部手段解决的任务；问题在于人如何生活，而非他将怎样对待自然。

费奥多罗夫的方向则相反，朝向外部，也朝向过去。共同事业所着眼的，不是孤立个人的内在完善，而是各代人的共同劳动；它并非指向未来本身，而是指向过去：活着的子辈，有责任让死去的父辈重获生命。其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外在的：科学、调控自然、全人类有组织的行动。费奥多罗夫并不否定国家和教会，而是将其视为共同事业的潜在参与者；它们恰恰就是托尔斯泰所否定的机构。

双方最终相互疏远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费奥多罗夫与托尔斯泰的分歧变得尖锐：他反感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反教会倾向，以及他所认为的不爱国态度。费奥多罗夫的文章中，有许多针对托尔斯泰的抨击。